《党课》｜ 大道至简

“万物之始，大道至简，衍化至繁。”

——《道德经》

说典释义：

“道”在中国哲学中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，可以看作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，也是中华文化之精髓。大道至简，是说大境界、大智慧、大道理往往都是朴素的、简单的，甚至一两句话就能解决问题，即所谓“真传一句话，假传万卷书”。能够化繁冗为简洁，其必有不可小视的过人之处。同理，能够以简单态度生活，必会少却大量俗务羁绊，更容易在某个领域出类拔萃；能够以简驭繁处理工作，必能一针见血、抓住本质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；能够以宁静淡泊之心为人为官，必因“功成不必在我”而造福百姓、功于社稷，为历史和人民所认可、铭记。

古人很早就认识到，境界越高，其表现形式往往就越简单——比如，高人点拨，多没有长篇大论，而是一语中的、道破天机，此谓之“真传”；高手出招，多是不急不躁，抓住破绽，一剑封喉；神医问切，多是慧眼独具，看准症候，一剂疴除。故而，“大道至简”数千年来一直被中国人奉为圭臬。

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就是这一理念的坚定拥趸。他一生躬行践履，至死不渝，留下不少佳话。其中，他为“洛阳耆英会”起草的《会约》便是最典型的一例。“洛阳耆英会”是司马光退居洛阳后，与文彦博、富弼等13位年高望重者，仿效唐代白居易的“香山九老会”而创办的聚会形式。众人借此一聚，置酒赋诗，言欢相乐。有身份的人聚会不比寻常百姓，其中七七八八的讲究着实让人头疼，然而司马光却以“简”字为原则，给聚会定了八条规矩：“一、序齿不序官；二、为具务简素；三、朝夕食不过五味，菜果脯醢之类，共不过二十器；四、酒巡无算，深浅自斟，主人不劝，客亦不辞；五、逐巡无下酒时，作菜羹不禁；六、召客共用一简，客注可否于字下，不别作简；七、会日早赴，不待速；八、右有违约者，每事罚一巨觥。”短短八条，不过百字，核心就是一个“简”字。

以“简”为约，避免了身不由己的铺张、竞奢斗富的攀比，以及“俯仰奔趋，揖让拜跪，内非真诚，外徒矫伪”的繁文缛节，主客之间没有压力和负担，无拘无束，美妙而享受。

其实，司马光对自己更“简”。他为官多年，待遇丰厚，却始终恶衣疏食，“食不敢常有肉，衣不敢有纯帛”。司马光在洛阳的宅子又低又矮，破败不堪。夏天为了避暑，他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，在里边读书，被人戏称“穴居者”。就是在这样简陋无比的地方，司马光却潜心十几年，编撰了通贯古今的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。

反观与司马光同时期的另一“重量级”政治人物蔡京，则恰恰与“简”字背道而驰。据《鹤林玉露》一书记载：某官员在京师买了一个小妾，该女子自称曾在蔡京府里的包子房做事。那人听了挺高兴，便想亲口尝尝太师府包子的滋味，然而女子却说自己做不出来。官员不解，问其故，她回答说：“妾乃包子厨中镂葱丝者也！”连做包子用的葱丝都有专人镂刻，蔡京的穷奢极欲可见一斑。

“简”不单是个人的生活习惯，亦非仅是生活态度，而是一种人生境界。颜回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。汤斌身为江苏巡抚，一家子穿的是粗布，吃的是豆腐以及夫人采来的野菜，生活简化之后，余下大把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勤政、善政和德政，百姓敬呼他为“豆腐汤”，他也因此成为清代第一个被谥为“文正”的大臣。

不以简为忧、以简为苦，心中有吞吐天地之志和一心为民之情，这样的境界又岂是骄奢淫逸、醉生梦死之辈所能理解的！

蔡京大权在握之时，擅权专横、骄奢淫逸，过的日子堪比皇帝，然天下士人视其为“六贼之首”，待金军南下、宋徽宗禅位后，蔡京连遭贬谪，最终死在流放路上。一路上，百姓因痛恨蔡京，不肯卖他饭食，以致于蔡京临死时连一个普普通通的包子都吃不上，只留下“追思往事漫繁华，到此番成梦话”的嗟叹。

而司马光去世时，京城内外纷纷罢市前往凭吊，有的没有钱买祭品，就当掉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哭泣之声淹没了街上喧闹的车马声。百姓们争相刻印司马光的画像，以方便吃饭前祭祀他，“天下皆是，家家挂像，饭食必祝”。

“简”的法则，一直为有识之士所推崇，很多棘手难题也因此迎刃而解。但是，“简”并不是单纯的简简单单，而是简明扼要、简便易行，以“简”驭“繁”。它是三秋之树，是水落石出；是千锤百炼之后的精钢，是淘尽沙砾之后的纯金；是解决主要矛盾的“纲”，是抓住事物要害的“牛鼻子”；是臻达绝顶却浑若平常、大而化之的境界。“简”的哲学底蕴十分深厚，每一个力行不辍的生命，无疑会增加长度、提升高度、拓展维度。但倘若“简”得过了头，头脑空空、两手空空，则又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，那就不再是“简”，而是“废”了。

司马光在给神宗皇帝上呈《进资治通鉴表》时这样写道：“臣今筋骨癯瘁，目视昏近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目前所谓，旋踵而忘。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。”数千个日夜的千辛万苦，只以区区数语概而尽之。司马温公（司马光死后被封以温国公称号）可谓深得“简”之真髓，堪为“大道至简”之楷模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