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能上能下”的老一辈革命家

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，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，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不为名、不图利，不计较职位高低、个人得失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不嫌职务低的陈毅

1927年南昌起义时，陈毅正在湖北武汉。起义的第二天，他奉命从武昌乘船沿江而下，急赴江西南昌。可是，当他克服沿途阻挠与艰险到达南昌时，起义部队已于前一天撤走了。于是，他不顾一切艰险，日夜兼程紧紧追赶，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、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，终于在临川、宜黄地区赶上了起义部队。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找陈毅谈话，打算安排他到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去当团指导员。

陈毅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，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武汉时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组织负责人。周恩来对陈毅是了解的，便笑着对他说：“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，你不要嫌小。”陈毅爽朗地回答道：“什么小不小哩！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，只要拿武装我就干。”他领受了任务，当即上任去了。

甘居下级之下的罗荣桓

1934年9月，罗荣桓调任新成立的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。而曾经是他部下的某连长任军团长，过去由他领导的某团政委任军团政委。命令下达后，罗荣桓毫不计较，坚决服从组织决定，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，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。当时，不少同志认为罗荣桓资格老，德才兼备，作战指挥能力和政治工作能力都很强，组织上这样安排不公平。罗荣桓知道后对他们说：“我们参加革命，为的是打倒反动派，建立新中国；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，不是为了当官。今天我领导你，明天你也可能成为我的领导。不要论资排辈，要服从组织的决定。不应该计较地位高低，更不要随便散布不满情绪，以免影响团结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罗荣桓感到责任重大，更加努力地工作。但他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，还曾患过肾癌，并在1946年做了肾脏切除手术。为此，毛泽东曾批示：荣桓同志，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，只和部分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，对你身体好些，否则难以持久，请考虑。1956年9月2日，罗荣桓感到身体实在难以支持，便写了一封亲笔信通过彭德怀转交中央军委并报毛泽东。罗荣桓在信中说：我长期身体不好，不能工作，而又挂名很多，精神上极感不安，请求解除我总政治部主任等职，以免妨碍工作。

回乡当农民的甘祖昌

1957年，由于作战受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，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少将谢绝了组织上让他到上海、青岛等地去治疗和疗养的安排，向组织提出了回老家江西省莲花县农村参加劳动的申请。经批准，甘祖昌带着全家人回到故乡，开始了他从将军到农民不平凡的后半生历程。

甘祖昌回乡后，一直过着节俭简朴的生活。他给自己立下规定：不吃超过一元钱一斤的食物，不穿超过一元钱一尺布的衣服。他养猪种菜，连抽的烟也是自己种的，却把工资收入的70%捐给家乡搞建设。上级有关部门想按规定在生活上照顾他，他一一拒绝；江西省民政厅要给他在县城盖房，他坚决不答应；新疆军区和江西省政协先后两次要给他配小轿车，他坚持不要。

1986年3月28日，甘祖昌因病在莲花县逝世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交代家人的话是：“领了工资，先交党费，留下生活费，其余的全部买农药、化肥支援农业……”

请求当助手的李立三

1955年，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主管业务的办公室，准备任命李立三为主持农业的第四办公室主任。当邓小平找李立三谈话，征求他的意见时，李立三说，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，是否分配他去管理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工作。邓小平表示：已经安排了李雪峰同志担任第三办公室主任。李立三说：“我比较熟悉工业，可以去给李雪峰同志当助手。”邓小平说：“李雪峰同志还不是中央委员，你去当副主任，好吗？”李立三回答：“职位高低不必考虑，请中央放心，我保证服从李雪峰领导，配合他搞好工作。”

第三办公室后来改为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，李立三仍担任副部长，一直工作到1960年。他尊重李雪峰的领导，也不计较工作的轻重，只要交给的工作就努力去干。1956年，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经过调查研究，结合我国国情，提出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，得到中央批准。李立三为制定推行这一制度做了大量工作。